这本书可谓是久闻大名，未得一见，然心慕已久，终于趁着打折入手了。
此书的观点确实没让我失望，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在传统印象里，我国古代是中央集权制，而站在这权力顶峰的便是皇帝，而明清又是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两个朝代，皇帝的权力前所未有的膨胀。但是皇帝能够为所欲为吗？黄仁宇以万历为蓝本，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。于是皇帝背后，那个本该引起我们注意，却一直被忽视，若隐若现的庞大组织浮出水面，官僚。体系完备运作良好的官僚组织才是皇帝统治偌大帝国的根本所在，不然以我国幅员之辽阔，一个人对各地的事情又能知道多少，又如何去治理？无非是遵循惯例，略加更改罢了。
皇帝尽管集权力于一身，但他毕竟是个人，人有各种各样的，既有精明强干个性强烈，把臣子耍的团团转的皇帝，也有个性软弱受制于臣子的皇帝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明君或者暴君，但是在这两者之中，常常有一种令人忽略的君主，就是庸君，而往往受制于臣子的便是庸君。万历就是这样一位庸君，或者某些人也以为是昏君。
万历本人是明朝罕见的幼龄登极，且内有张居正这位权臣辅佐和教导。就历史来讲，张居正是位十分有作为的臣子，也是十分热心的老师，期望能把万历教成一代明君。不过世事往往不尽如人意，张居正只让明朝短短振兴了十年，同样万历本人与理想中明君也相差甚远。可以说，万历乃是明朝最懈怠的皇帝。
万历十五年，张居正已经死去五年，带来的政治风波日趋平缓，而他为治理天下做出的努力也全部废驰，归于无。这时的万历还没有之后那般懈怠，对于政事算是热心，让官员们隐隐看见圣主的希望。然而正是从这一年开始，逐渐显露了日后的端倪。作者以这年为基点，分别向前和向后梳理了历史的走向，不得不说非常巧妙。
在万历皇帝的章节，作者探讨了皇帝的职责及与官僚集团的关系。明清是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时代，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其他朝代或有权臣篡位之忧，而明清则完全没有这个担忧，任何臣子的权力本质来源于皇权，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，就会立马被赶下去，而不论君主是否愚贤。尽管如此，官僚集团是庞大的利益集团，而皇帝只是一个人，若要调动官僚集团去实现自己的目的，皇帝本人必须具备相当的能力。诚如作者所言万历不缺乏智慧，却缺乏毅力和耐心，与臣工们周旋的韧性。最终万历皇帝选择了一种简单而舒适的生活方式，仅在限度内履行皇帝职责，其余则一概不管。因此，他无法实现立心爱女人的儿子为继承人的愿望，但也避免了激化矛盾，与臣子公开对立的局面。以传统的观念来看，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，他想达成的目的终究会实现，册立继承人是国家大事，但作为单一独立的事件，并不像系统性的结构缺陷难于用人力挽回，历代废立也是常有之事。很明显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万历本人的个性问题，究其根本原因，他不愿花费太大的力气与臣子们周旋，只保持最低限度的政事参与，而要达成这件事情，必须与臣子进行公开对立的角逐，以皇帝一人之力对抗整个官僚集团，万历显然意识到自己力不从心。所以，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，而这种态度无法跟官僚集团的顽强意志相对抗，最终万历不得不屈服于正统的观念。
申时行是张居正之后的内阁首辅，比起跋扈的张居正，这位首辅很是低调，用通俗的话讲，他的做事风格是和稀泥，周旋在大臣和皇帝之间，小心地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，将帝国的事物平稳顺利地推进下去。作为文官集团的最高领袖，他熟知事物的阴阳两面。皇帝之所以能统治庞大的国家，依赖的是文官集团，而这些文官经由科举考试选拔，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，这样就从根基上保证了文官集团的一体性。我们推行的是道德，而不是依靠确切的法律条文治国，这样的条文是没有的，而且也不可能有。正因如此，技术性问题总是变成道德性问题。
海瑞是历史留名的清官，但做一个清官远远要付出比想象中更大的代价。于是在海瑞身上就体现了一种可悲而致命的矛盾，我们既以德行为人生最高理想，当这样一个德行典范出现，遭遇却只有众人的排斥和抵触。最终海瑞只能成为一个空荡荡的标志，众人尊敬他却也排斥他。除了对海瑞遭遇的叙述，作者还在此梳理了明代财政制度的缺陷。
因唐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混乱，自北宋开国起便有意拔高文官地位，贬斥武将，至明代无论是制度还是手段都已十分成熟，朱元璋创立卫所制度，使将不知兵，兵不知将，阻碍将领和士兵之间建立联系，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反叛朝廷，初始运作良好，待到万历年间，便因种种因素难以为续，军队建制十不存一，战斗力更是不堪。在这种背景下，面对东南沿海的倭寇骚扰，时代选定的英雄是戚继光。但即使以戚继光的才能，也只是在各方之间妥协，虽然成功解决了倭寇的问题，却不可能改变明朝军备废弛的现状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有两支以将领命名的军队，一支是岳家军，一支是戚家军。比起岳飞的名声，戚继光要逊色不少，不是因为贡献，而是因为品格。戚继光是个复杂的人，或者说没有那么正直磊落，颇有瑕疵。与他处境类似的，正是他的靠山张居正，研究历史的人当然会承认张居正十年的首辅生涯的贡献，但具体到张居正个人，就意见不一了。我们民族最欣赏和接受的是诸葛孔明类权臣，而张居正则太像是曹操类的逆臣。
在最后的章节，作者以李贽在思想上的苦闷和走投无路作结。至此，大明王朝从政治、财政、军事、思想等各方面都走入了死胡同，而其灭亡，也成为了必然事件。
“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，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，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，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，必然受到限制。即便是宗旨善良，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。1587年， 是为万历十五年，丁亥次岁，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，无事可记，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。在这个时候，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，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，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，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，最后的结果，都是无分善恶，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，有的身败，有的名裂，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。
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。万历丁亥年的年鉴，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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